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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隆人技术。
安全性：对于克隆技术，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科学家们都认为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对于克隆动物有相当高的失败率，尽管“多利羊”和其他克隆成功的牛、猪、山羊和老鼠的照片和消息均做成哄动，但其实大部分克隆出来的动物仍最终死去，通常是在胚胎发育阶段，其他则因先天性畸型严重而死产，也有怀孕期中流产夭折，有时甚至令怀孕的母体亦丧生。即使成功诞生，克隆的动物也很脆弱，有些在深切治疗室中挣扎得太残酷，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最后让它们安乐死。
伦理问题：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自身，人类新成员就可以被人为地创造，成为实验室中的高科技产物，他们不是来自合乎法律与道德标准的传统的家庭，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人伦关系必将发生混乱。人们很难想象和接受这种对人类社会基本组织——家庭的巨大冲击。这对人类社会现有法律、伦理、道德产生威胁，对人类的观念是严峻的挑战。
2． 试管婴儿技术
安全性：被评为20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之一的试管婴儿技术，虽然从诞生至今备受争议，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伦理方面，对技术本身的安全性却少有人关注。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对婴儿健康造成高风险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父母双方的遗传。但最近几年的研究表明，试管受精和其他辅助生育技术也可能是导火线之一，通过生育治疗出生的婴儿更有可能患上自闭症、癌症、脑瘫、智障等疾病。瑞典乌普萨拉市儿童医院的斯特龙伯格和他的同事发现，试管婴儿更有可能患有明显的神经问题，特别是脑瘫。他们通过对比得出，试管婴儿中患脑瘫的人数比普通婴儿高出了一倍以上。芬兰科学家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与自然怀孕生育的小孩相比，试管婴儿的身体更差。试管婴儿童年的整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各种疾病的患病率高居不下。
伦理问题：有人认为试管婴儿是把其作为人体零配件工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早期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抛弃或杀死多余的胚胎无异于”谋杀”。有人会滥用设计试管婴儿技术，来设计婴儿的性别。 但另一方面，另一些人认为设计试管婴儿是为了救人，是救治患者最好、最快捷的办法之一；提供骨髓中造血干细胞并不会对试管婴儿造成损伤；脐带血是试管婴儿的‘身外之物’。
3．转基因技术
安全性：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是否安全，二是对环境的影响。
对人的安全方面，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认为投放市场的转基因作物都是经过充分实验的，被改变的基因仅限于增加作物的抗病、抗灾害能力，并且在北美地区转基因食品已经使用的很多年，可以说现在美国加拿大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小就是吃转基因食品长大的；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害，他们的证据主要是一位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用转基因食品喂养的小白鼠癌症发病率明显升高，但问题是这个实验只成功过一次，后来别的科学家在相同的条件下都没能再现这个实验结果。
在环境方面对转基因技术的争议是最大的，也是欧洲人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重要依据，反对人持有的观点是，通过改良基因创造出抵抗病虫害和其他灾害的植物，这种技术如果失去控制可能会把农作物改造成适应性极强的超级植物，自然平衡使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占绝对优势地位，但转基因技术产生的超级植物可能会打破自然平衡而泛滥成灾。
伦理问题：由于转基因技术创新打破了物种界限,使不同物种间的基因可以进行前所未有的新组合,其可能造成的危害难以预见,这就使转基因技术创新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很多全新的社会伦理问题,引出种种有关生物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和学术自由的哲学争论。在转基因植物技术创新中,功利主义的预设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必须以人类的价值、尊严和社会公正为前提条件。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必须担当起必要的道德责任,把握好伦理横杆,以促使转基因植物技术创新沿着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
DNA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和进步,如转基因技术应用于粮食生产, 会产生健康问题的担忧,但不会产生伦理学问题.
但DNA研究的一个分支, 克隆技术, 就产生了极大的伦理争论.
克隆人行为关涉到一个很严重的伦理问题，因为它侵犯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比如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平等原则等等。
一、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
伤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什么伤害呢？首先从技术可能性的情况来看，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他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所有基因重新进行准确的排列，并使之正常的发挥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
二、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
克隆人活动往往发生在下述情况中：比如，某对夫妇在事故中失去了独生子，他们希望他重获“新生”，于是便通过克隆技术再制造一个孩子，其身体中的绝大部分基因组是先前那个孩子的基因组的复制。这样尽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欲望，但这整个行为方式对于被复制的孩子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外来的决定，它将该儿童本属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谓自主原则，就体现在这种自由上）剥夺了，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体现在他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上。德国著名哲学家忧那思说，人的一个特殊的优先权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复的特性。上述的那对夫妇因为太喜欢第一个孩子，就不生第二个孩子，而是克隆第二个孩子，生出的第二个孩子可能与第一个孩子的外形都不太一样，而克隆出来的却与第一个孩子没有太大差别，等于是让他“新生了”。可见第二个孩子完全是为了服从于父母的某种意图，作为父母的一个工具，父母通过他想起他们失去的那个孩子。而被克隆者作为人应享有的独特性便被剥夺了，他的那种不必非要有一个比他大30或60岁的同体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践踏了。英国有一个管理人工授精的机构，叫做人工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许患耳聋的父母在试管婴儿的培育中，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耳聋的胎儿，而淘汰掉健康的胚胎。他们觉得都处于耳聋状态，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国皇家聋人研究所的发言人竟然说，这样一种选择是合适的，我们支持这样的选择。假如人们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耳聋的父母选择生下耳聋的胎儿，而这个胎儿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康人，但这已经做不到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天然应有的一种开放的前途的权利被粗暴否定掉了。这当然违背了伦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三、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
在克隆活动中，存在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在克隆人活动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之别的人类图景，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基本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我们，或者说一个医生、哲学家、国家的行政长官拥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实力。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已明确反对克隆人，但对于把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医学技术领域，则给予切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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